金元四大家刺络思想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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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四大家刺络思想浅析

侯春光 指导教师：郭义 （天津中医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天津 300193） 摘要：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各成一派，但在针灸尤其是在刺络方面其思想却有相似之处。笔者从内经“菀陈则除之”这一刺络疗法的历史渊源入手，总结了金元四大家刺络的共同理论基础以及各自在实践中对《内经》更深的阐述和发挥，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金元四大家;刺络；内经 金元时期中医药学术争鸣盛行百花争鸣，这对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及医学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特别是被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和朱丹溪，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现谨就金元四大家的刺络学术思想作一浅析，分析其异同，以冀对临床有所裨益。 一 术渊内经，共倡刺络 金元四大家所处的时代前后相差百余年，学术观点各执一端，但纵观他们在针灸方面的学术思想，却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都重“刺络放血”疗法。 刺络放血疗法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内经》时代或更早，《灵枢·九针十二原》对实热证提出了“菀陈则除之”的治则，《灵枢·小针解》释为“菀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素问·针解》则释之更详：“菀陈则除之，出恶血也。”《内经》中之“去血脉”、“出恶血”即指刺络放血之法。《内经》对刺络放血的名称、主治病症，治病机理出血量及禁忌等均有记载，故为历代医家所推崇。金元四大家对《内经》都有很深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内经》学说进行了更深的阐述和发展。 刘完素，字守真，对《内经》中的五行六气学说有较深的研究，他以火热立论，阐发火热病机，提出了一整套清热泻火疗法，刺络放血术即属其中之一。刘氏遵《内经》之法，以“砭射之”，“石而泄之”，以达到泻火解毒的目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药略》中记载的“大烦热，昼夜不息，刺十指间出血，谓之八关大刺。”“热无度，不可止，刺陷骨穴出血。”皆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尤其八关大刺是治疗实热证的有效方法，疗效稳准，这一创新之法至今仍用于临床实践。 张从正，字子和，学宗《内经》、《难经》、《伤寒论》，倡汗、吐、下三法，力主攻邪，他在《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赅尽治病诠》中提出“灸、蒸、熏、揲、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即是基于《内经》血汗同源之理。张氏不但继承了《内经》刺络放血理论之真髓，而且《儒门事亲·撮要图》中还补充了《内经》病机十九条之未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木……可刺大敦”，“诸痛疮痒皆属于心火……可刺少冲”，诸寒收引皆属于肾水……可刺涌泉”，“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土……可刺隐白”，“诸气愤郁皆属于肺金……可刺少商”。针对不同病机，采取井穴泻血治之，张氏师古不泥之学术风格，略窥一斑。再者，张氏根据《素问·血气形志篇》中所载的经络气血虚实的生理常数与病理特点，提出“血太过者，太阳阳明之实也；血不及者，厥阴之虚也。故出血者，宜太阳阳明。”从这种意义上说，“岂知出血者，乃所以养血也。”可见张氏刺络调血不仅遵循《内经》“血实者宜决之”之论，还有疏达经络虚实、调节气血偏颇的作用。 李杲，字明之，阐发《内经》之幽微，对脾胃学说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刺络放血术的应用也有新的见解。他对前人认为刺血疗法仅能用于实热之症的观点有所突破，将点刺出血也应用于某些虚症的治疗。对于实证，要首辨标本缓急，如“泻其经络之壅者，为血凝而不流，故先去之，而治他病。”对于虚症，他以脾胃学说为基础，以调整营卫气血为平衡目的，这就扩大了刺络放血疗法的应用范围，对后世影响很大。 朱震亨，字彦修，后人尊称丹溪翁。朱氏倡“阳不足阴有余”论，善用滋阴降火法，在针灸治疗方面重视泻法。《丹溪心法·拾遗杂论》中提出“针法浑是泻而无补，妙在押死其血气则不痛，故下针随处皆可。”基于此，朱氏在临症中对热证、急症多取三棱针给予刺络放血，疏通经络，以泻其实。 以上金元四大家共倡“刺络放血”，其理论皆源于《内经》，并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在临床治疗上又都与其方脉理论相一致，同中有异，各具特色。 二 重于实践，各具特色 金元四大家虽在刺络泻血上有共同之处，但在针灸实践中又重倡自家学说，表现出各自的学术特点。 刘完素倡“六气皆从火化”之说，用药多以寒凉，对刺络放血疗法亦多用于实热之症。如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药略·针之最要》治瘀阻性腰痛，“针昆仑及针委中出血”，以活血祛瘀，缓解疼痛；治热无度不可止，“刺陷谷出血”，以清热泻火；治小肠疝痛，“刺足厥阴肝经太冲穴”，以泻厥阴经火盛；治百节疼痛，“三棱针刺绝骨出血”，以疏经活络。刘氏倡以刺络放血治实热证并非不拘穴位，任用妄为，他主张辨经而刺，如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疮疡论》中即提出“凡疮疡可刺者，须分经络部分，血气多少，腧穴远近。若从背而出，当从太阳……至阴、委中。从鬓而出者，当从少阳-……窍阴……从髭而出，当从阳明……厉兑。”刘氏在临床上将辨证施治思想与治疗实践紧密结合，为后世医家树立了典范。 金元时期在临床运用刺络放血疗法祛邪治病最有成就和创新者当首推张从正。张氏认为病乃邪气侵犯机体所致，主张“先论攻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他认为“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而且在治疗上他认为刺络放血术攻邪最为迅速。刺络放血在常人的理解中属峻泻之法，张氏仅将其视为普遍汗法待之，“出血乃发汗之一端”。血之与汗，同源异流，邪可从汗而散，亦可随血而泄，而且刺络出血之开玄微府之功较发汗应更为迅捷。针对经络气血的病理变化，张氏采用不同的治疗部位并辨证施治。《儒门事亲·十疗三形》中有病案为例：阳明热盛需急泻者，可以刺鼻内出血泻之；太阳之血有余，则易生痤疖，可刺委中出紫血而治之；肝肾经脉血虚，燥热内生，致年少发白早落，肾囊燥痒，可通过刺泻太阳、阳明之络来调节厥阴、少阴之血少。所以有“年衰火胜之人，最宜出血”一说，由此可以看出，张氏以刺络放血为主要手段，而且也将其作为疏达虚实，调节气血盛衰的重要方法。再者，张从正在刺络放血时胆识过人，其风格主要表现在“四多”上：一是出血量多，动辄以杯、盏、斗、升计。如治目赤肿痛，鼻内“出血如泉者约二升许”；治舌肿，“出血约一二盏”等。在《儒门事亲·十疗三形》中，这样的描述比比皆是，尤其是鼻内与头部五穴，出血一般较多。二是砭刺次数多，刺激量大：如治湿癣，“各治百余针”；治背疽，“以镄针绕疽晕刺数百针”；治舌肿，“日砭八九次”。三是刺血部位多：《儒门事亲》中记载了19例与刺络放血有关的医案，其治疗部位遍布全身，尤其治外科病时，不拘穴位，多在局部病灶处下针。四是多用镄针与磁片：因其刃宽浅锐利，泻血快捷，刺创不深，不易伤及筋骨。这种“四多”体现了张氏力主攻邪的积极思想。但其在力主泻血攻邪的同时，也重视辨证论刺，讲禁忌，有的放矢，对虚寒病症即多有禁忌。如“雀目不能夜视及内障，暴怒大忧之所致也，皆肝主目，血少，禁出血”，再如张氏刺络虽遍布全身，但亦讲究“少阳一经不宜出血，血少故也。”“后项、强间、脑户、风府四穴，不可轻用针灸，以避忌多故也。”在针刺后亦应有所禁忌，如“兔、鸡、猪、狗、酒、醋、湿面、动风生冷等物，及忧忿劳力等事”都在禁忌之列，这些亦是提高疗效的有力措施。张氏的刺络术为后世运用刺络攻邪奠定了基础，为祖国医学中祛邪疗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李东垣创内伤脾胃学说，在临床上不仅长于药物治疗，也崇尚刺血治疗。他不仅将刺络放血术运用于实证，亦用于虚证。《脾胃论·脾胃虚弱随时为病随病制方》中说：“如汗大泄者，津脱也，急止之……三里，气街以三棱针出血；若汗不减不止者，于三里穴下三寸上廉穴出血。”即为刺络疗法应用于虚证之例，通过刺激足阳明以调整营卫气血的平衡，这是脾胃论在针灸学上的具体运用。《名医类案·火热篇》载有李东垣治疗一例上热下寒证的病案，因患者年迈体弱不能耐受寒凉药物，故“以三棱针于巅前眉际疾刺二十余，出紫黑血约二合”，使络脉通，气血调，阴阳和，疾苦消。在实证方面，他于《脾胃论》中记载治疗口涡筋急之症“以燔针劫刺”出血，去其经络凝滞，泻其冲脉之火。再如《兰室密藏》中“治目眶岁久赤烂……当以三棱针刺目眶外，以泻湿热。”李氏对虚实二类证候均采用刺络疗法，是他在临床上的又一新的创举。此外，李氏在《医学发明·中风》中针对中风的不同证候表现采用井穴放血，辨证施治。如“中风无汗恶寒……宜针太阳经至阴出血；中风身热有汗，不恶风……宜针陷谷，刺厉兑；中风无汗身凉……宜针隐白穴。”为后世医家在运用井穴放血治疗疾病时提供了指导性的意见。 朱丹溪在针灸学术上主张“针法浑是泻而无补”论，临床多将刺络用于实证的治疗。如《丹溪心法》用三棱针刺委中出血治疠气，淤血腰痛；《丹溪手镜》记载治喉痹刺少商出血，泄肺经实热以利咽喉；《格致余论》中刺委中出黑血近三合治瘀阻经络所致的痛风等等。 金元四大家所处时代是中医学术百家争鸣的时代，他们以其突出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医学史上各树一帜。在刺络泻血术方面，他们同源《内经》，又有所创新，各具特色，对后世启发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灵枢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3 2 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9 3 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6 4 萧国钢.儒门事亲研究[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8.3 作者简介： 侯春光：（1979-），女，天津中医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 022-27465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