灸疗观点

牡丹

　　《艾灸通说》是日本江户时代名医后藤艮山〔1659－1733年〕之弟子、门人对其学术观点之笔录。后藤艮山是德川中期医家，名达，字有成，俗称佐一郎，号艮山，他天生聪明伶俐，自幼入林大学头门下研习儒家经书，后又师从当时名医牧村卜寿，27岁出道，悬壶于京都，俗称彦兵卫，改号为养庵。行医二十年间，名声大噪，各地的病人，不远跋涉，接踵于门。艮山认为”万病在于一气留滞。，治疗要诀在于“气顺”。艮山的次子后藤省(1696－1738年)，字仲介，号椿庵，继承家业，以灸治扬名天下。后藤省去世后，其子后藤敏(字求之，号慕庵，又号衡阳)继承祖业，诊治之余，整理、编辑先祖遗著，并于日本宝历十三年(1762年)，中国乾隆二十七年，将《艾灸通说》刊行于世。
　　《艾灸通说》传入中国后，湮没于中国医著的浩翰书海之中，声闻一度不彰，直到上世纪才逐渐被一些针灸辞书或讲义收录引用，注意到它的学术价值。如《中医古籍珍本提要》就称它“在(关于艾灸治病的)10个部分的阐述中都有一些独到见解”。下面介绍该书在灸疗方面的独到之处。

　　孟子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新鲜艾叶内含挥发性油质较多，灸时火力过强，易伤人肌脉。(《本草纲目》)，故历来以收藏3年以上者为上品。对此，后藤采取先贮藏后加工的方法：其法是“四五月间，连茎刈取，曝干收叶”(《艾灸通说　制法精粗》)，并不立即加工，而是先予贮藏，经二三年后取出，再予捣碎加工。这与我国采收当年即予加工的方法有所不同，好处是加工前能将霉变者剔除，减少了无用功，加工后可立即使用，久藏的艾叶是否霉变，仅仅观其色泽，闻其气味，并不能完全判定，必须经过，口嚼，尝其是否有霉烂味才能确定，如艾叶、口嚼气味俱脱者，慎勿用之。(《制法精粗》)，这应该是来自实践的经验之谈。
　　后藤为制作艾绒制定了十分细致的质量标准:选出洁净者，放入石臼中，用木杵捣碎，筛去杂梗!泥砂，再晒再捣，所谓/筛去黑滓十次，风日透干亦十次。(《制法精粗》)，直至艾绒颜色淡黄，质地细软，“柔烂如绵”与“印色胎”(古代印泥由上等艾绒!蓖麻油及红色颜料如朱砂一类制成)者毫无二致，才能充作药用。这种艾绒易于燃烧，气味芳香，温暖透达，能发挥温通经脉、行气活血、散寒除积之功。
　　艾炷的卷制－－“　艾”。(《艾灸通说　艾炷大小》)，看似简单其实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捻得太紧，艾炷内部可因挤压反弹而松胀，致使在燃烧过程中火势突然猛烈，病人“苦热难堪。”，(《艾炷大小》)，不能忍受。后藤的方法是:先将艾绒烘干，再用“纸卷压转”，使之“细长如火叉状”，用时用剪刀剪取，使艾炷的一头呈斜尖型，另一头平直，将纸揭去后，艾炷齐整，“毛茨不起”“根下平正”(《艾炷大小》)。这种方法制作简便，艾炷不松不紧，火气温和，徐而不急，不致爆烈扩展，延及非灸组织，使人较易忍受灼痛。现在，虽已很少使用直接灸法，但这种火气温和持久的方法同样适用于隔姜!隔蒜等间接灸，而后藤制艾过程中所具的巧思，也颇具启迪性。

　　2 小炷多灸，中病即止

　　后藤认为，艾炷大小均/以鼠粪麦粒大为则。(《艾炷大小》)，即艾炷底部直径约》~8mm为宜。孙思邈说：“灸不三分，是谓徒冤，炷务大也。”(《千金方》卷二十九)，故隋唐以来，艾炷有“务大”的倾向。后藤认为艾炷不可偏大。他说，“自予观之，大者痛楚苦恼，不可堪也”(《艾炷大小》)，病人难以坚持治疗。故灸疗治病宜以小炷多壮为原则。对此，他力辟古人陈说，提出自己的看法。如王执中说“腹中疝痃癖伏梁等，唯须大艾炷”(《针灸资生经》)，此语被广为引述，而大炷治积则被普遍遵从。后藤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到“今治积聚沉痼，乃炷小而壮数多者，为胜于炷大而壮少者矣”(《艾炷大小》)，即或深积大聚，须用大炷，也宜先予小炷进行试探，“须渐粗”，每壮递增之，让病人在逐渐适应中增加灸灼量。　　《说文》的灸字有“长久当灼之意”(《艾灸通说　灸数多少》)，故灸疗之炷数应不厌其多，尤其对于疝!滞患!痼疾!坏证。(《艾炷大小》)一类慢性疾患，“灸数不多，无因决敌”(《灸数多少》)，有时甚至于成千累万，才能起到温通血脉!行气活血!散寒除积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伤食!卒痱!疝痛!虫痛!妇人难产!小儿惊痫”(《艾灸通说　灸法异同》)一类急性病证，需要艾火摧城拔寨，也宜多灸，“以治为期”。历来中医在灸炷的多少上采取预拟壮数的方法，古书中不乏“发热，灸大椎二十壮;牙痛，灸合谷三十壮”一类记载。后藤认为，预拟壮数刻板而不识通变，施灸一如用药，也应“以知为住”(《艾炷大小》)，中病即止，同时密切观察病人反应，对灸治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当洞烛机先，有所防范，“宜早就事斟量之”。

　　3 灸治于外，神应于中

　　《素问　汤液醪醴》说:“针石，道也。精神不进，意志不治，故病不可愈”，针刺要通过体内“神气”发挥作用。后藤认为，灸疗同样如此。盖疾病发生乃“元气疲于大寇，不自能冲阵”(《灸数多少》)，而艾灸之功在于扶助元气，“元气扶伤，勃然与之戮力，遂以去其邪。，故灸治于外，神应于中;元气存则神能使气，气行血畅则阴阳调和，自能愈疾”。所以，无论怎样“沉滞久痼”之疾，只要元气尚存，都可以外引灸火为“援兵”，“保元气于险地”，在这种情况下，扶元益气，须日积月累，以期“元气得势”，发挥作用，则“自可以补充其诸虚不足之地也”，切不可“二报!三报，不得其效”，便轻易放弃治疗。反之，如果元气大亏，神不使气，病人“就虚分死”，预后会十分恶劣。
　　“凡病者，惟元气之所当自治者也”。艾灸治病就是调动体内自身具有的抗病能力，或予鼓舞，或予培养，故灸疗过程中，应以固护元气为圭臬，存得元气则存得生机，所以，对于症情轻微之疾，则不宜施灸，因为火气入经，病受少而人受多，反而戕害元气，此时唯须“避风寒!节饮食!省思虑!远房欲”(均引自《灸数多少》)，“俟元气恢复，其疾自愈”这些议论，皆是灸疗大有体味之谈。

　　4 艾火非燥，火无良毒

　　《灵枢　官能》说:“阴阳皆虚，火自当之”。艾灸能升提中气，温养元气，补阴和阳，故疾无论寒热，证无论虚实，都可以施以艾灸治疗。后藤说:“今之医家，谓以灸干耗血精者，何足以语治病养生之术哉!”(《艾灸通说　艾火非燥》)那种认为艾灸之性大热，耗人津血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其实，艾火热而非燥，温而能润，“孤行虽微，内治有力”，能够解表通里，消积化滞，活血化瘀，攻去疝，并能促进消化，增进食欲，化生气血;火气虽热，施之于外，神应于内，有如“火焙粢糕，中心温润”，并无伤津耗液之弊，却有补阴和阳之功，非但寒证可灸，“骨蒸劳瘵”，阴虚之人，以及“血精元气虚乏。，阴阳两虚诸不足者”均可用之。甚至“浮数之脉”(均引自《艾火非燥》)，阳热实证，亦可酌情施为。后藤对艾火性质“非燥”的定性，对于消除艾火燥热的偏见至今仍然不乏积极意义。
　　自古有火源不同，性能则异之说。如松!柏!橘!榆!枳!桑!枣等八木之火，因其燃烧过于猛烈，还可能发出明火，会“伤血脉肌肉骨髓”(《黄帝虾蟆经#辨灸火木法》)，故不宜于用来作为艾灸点火之用。后藤认为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因为“饶氏艾灸唯以五火为良，然榆!枣即古之所忌，已在五火中”，所以，无论使用何种物件点火，都与“戛金击石”所引之火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盖火乃“附物为体”，其燃烧之徐急，则应视其“所受之物”而定，即使真有所谓“太阳真火”或者“圣火”，“若点之艾上，即艾火也”(均引自《艾灸通说　火无良毒》)。可见，后藤讲实用不尚虚谈，格物致知之功高于同代的同侪之上。
　　5立足临床，破除迷信
　　在诊断方面，后藤强调四诊合参，并认为那种迷信切脉“取一不及三”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他将切诊进一步分为“切脉”和“按腹”，其中以“按腹为第一，切脉为第二”，对腹部触诊给予特别的重视，这似应与他长于治疗腹部包块有关;此外，他还于四诊之上补充了“嗅法”，加上“按胸腹”和“候背部”共为七诊。“候背”之法，一可用于诊断，如脏腑疾病可在相应背俞穴上发现敏感点;二则借以探明穴位。谈到关于诊断的体会时，他说，大凡诊断之法，存乎操作者心手之间，其中要妙，即使父子之间也“不可相传”(均引自《艾灸通说　答植木举因书》)，只有在实践中摸索!体会!积累经验，才能运用自如。
　　古人针灸有日厌!月忌!日杀!月形!四激!六害等禁忌，经唐代孙思邈!王焘等人提倡，无论在中国或在日本，一直被针灸医生莫名其妙地遵守着。后藤认为，这一类避忌“愚而无稽”，毫无根据，“皆是阴阳先生术家之腐谈也”(《艾灸通说　不选时日》)，结果使医生“束手就困，大觉妨碍”，耽误治疗，贻害病人。他直言无忌地对古代名医提出批评，这无疑来自治病救人的道德勇气;但是，另一方面，他认为在“大风!大寒!大暑!大雨!雷电!虹霓之时不宜施灸，”因为此时自然界阴阳之气逆乱，灸之可能导致气逆!血滞等后遗症。当然，如遇紧急情况，当用则用，救人为急，则不当拘此。另外，他认为中国自宋明以来流行的五运六气之说，皆是杜撰无用之言。“绝无益乎医事”(《答植木举因书》)，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治疗过程中念咒!颂经!胜等法均与愈疾无关，应当摈弃。他提倡一类有利于益元气!养精神的方法，如灸前静养!禁房事，灸后“远眺高山大岭以开畅郁气”(《灸法异同》)等。看来，他从中国“拿来”医学的时候着实是运用了脑髓，有些眼光，有所取舍的。
　　还需注意，后藤灸疗观点是围绕着他“万病在于一气留滞”的学术思想展开的。艾灸治病在于“艾火彻内，开郁通滞”(《艾灸通说　灸疮要发》)，能产生极强的“顺气”作用，诚如《灵枢　官能》所论艾灸的作用那样:“上气不足，推而扬之，下气不足，积而从之”，所谓“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艾灸行气通郁之功是针石难以比拟的。这一认识或许能使今天针灸学科的同仁，当针刺之声名远播而艾灸日渐凌夷之际有所反思和检讨吧。

杏林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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